案例分析：法院对网络互助与保险的对比与分析

　　今天再来看看法院是怎么看待“网络互助”这回事的。

　　内容较多，小保先大概描述一下案件的情况：

　　周某2016年8月31日加入某互助平台，生效时间为2017年2月28日，周某加入后一直持续缴费。2018年10月23日，周某被确诊为右侧甲状腺乳头状微小癌并进行手术，“主诉”一栏为“发现颈前肿物7年余”，当时医生建议定期复查。2019年1月10日，周某向某互助平台提出互助申请。2019年3月4日，某互助平台审核部向其发送《互助申请审核结果通知函》，该函称对周某的申请做出不予发起互助的决定，原因是根据上述《住院病案》，周某于加入前体检发现颈前肿物，当地医院查颈部CT提示甲状腺右叶结节，属于癌症特异性症状，是不予互助的情形。

　　于是周某将某互助平台告上法庭要求赔偿。

　　先说案件结果：周某败诉，互助平台赢得官司。

　　法院对“网络互助”和“保险”做了详细对比分析，并且就会员与平台是什么法律关系做了阐述，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2020）粤01民终6607号

　　周某和某公司的辩词这里不再累述，直接看法院的判决观点：

　　一审法院综合互助运营模式、行业发展现状以及社会保障需求等因素，考量如下：

　　1、网络互助与保险的对比

　　从起源上看，网络互助与保险同根同源，最早都可以追溯至早期海上共同海损分担。从保障机制上看，网络互助与保险都是一种风险分散和转移机制，体现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互助和共济思想。从保障对象上看，网络互助与保险都以现实的、特定的风险为对象，通过聚集具有同质化风险保障需求的个人，筹集资金弥补损失。故，本案中的互助平台作为网络互助平台吸纳了保险的诸多特点。

　　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的规定，并参考《中国保监会关于开展以网络互助计划形式非法从事保险业务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保监发【2016】241号）中对于网络互助行业的监管方向，网络互助不属于商业保险。

　　一是网络互助的风险分散和转移机制与保险存在差异。根据《互助平台会员公约》《抗癌互助计划（中青年版）规则》等协议的约定，互助平台并非保险合同中的保险人，会员也并非投保人。会员与平台之间没有发生风险的转移。全体互助会员共同分摊互助资金，平台承担审核互助申请、划拨资金的责任，无需向会员支付互助金。也就是说，网络互助是一种开放式风险交换契约，由全体会员共同分摊风险。

　　二是网络互助的功能定位与保险存在差异。网络互助平台不具有经营保险业务的资质，其保障对象相对单一，主要集中在大病重疾领域，以中低收入群体为主要对象，其作为一种低层级风险对抗渠道，发挥了一定的社会保障补充功能。

　　三是网络互助在兑付能力上与保险存在差异。互助会员之间、会员与平台之间的信任度是互助计划得以发起的基础。当互助事项出现时，平台通过计算确定会员的均摊金额，但平台不对互助事项及互助金额承诺刚性兑付。

　　由此可见，网络互助与商业保险中投保人在支付保险费的同时将风险转移给保险人，投保人出现保险事故时由保险人直接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具有明显不同。因此，本案的法律关系不符合保险合同关系的法律特征，周某与某公司之间不构成保险合同关系。

　　2、网络互助与网络服务的对比

　　首先，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理解与适用（2011年修订版）》中关于网络服务合同的论述，网络服务合同是指网络服务商给消费者提供通路与因特网连线的中介服务或者提供内容服务的合同。根据网络服务商所提供服务内容的不同，可将其分为提供连线服务的网络服务商和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商。本案中，某公司面向互助组织内的会员承担了维护网络系统运行、审核互助申请、委托银行托管互助资金、代扣及拨付互助资金等职责，属于连线服务和内容服务的范畴。因此，网络服务是网络互助的重要特点，也是实现互助目的的重要手段。

　　其次，互助平台的职责不仅仅是网络技术服务与网络内容服务的叠加，其通过会员加入的方式聚集有共同保障需求的人群，在网络空间中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效应的社群组织。某公司发起互助计划、制定互助规则均是对社群进行组织管理的行为。因此，某公司兼具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和互助组织管理者的双重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