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交通肇事罪中的赔偿因素

在交通肇事案件中,赔偿谅解因具有认罪悔罪、降低犯罪社会危害性、保障被害人亲属生活等积极因素,适用的比例均重于逃逸、自首等其他法定情节。但由于缺乏统一的量刑标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幅度较大,导致了许多案件的审判优先考虑的是赔偿情节,赔偿谅解在量刑和缓刑的考量中举足轻重。如此以来,易招致“以钱抵刑”的误解和非议。随着赔偿情节从酌定化到法定化的转变,其适用和功能发挥都会受到影响,究竟该如何考量交通肇事罪中的赔偿因素?
一、赔偿因素在交通肇事罪中的作用
赔偿情节的意义在交通肇事中不可低估,首先,交通肇事赔偿具有特殊的社会功能。对犯罪人而言,赔偿是一种惩罚,可以起到制裁和预防的作用;对受害人而言,赔偿可以安抚身心创伤;赔偿还有利于协调双方利益、达成和解,从而尽快修复受损的权益。其次,交通肇事审前调解、协议赔偿具有现实意义。可以彻底解决民事诉讼及其执行中的诸多难题,缓解当前交通肇事损害赔偿案件数量逐年上升、自动履行率和有效执结率均相对较低、上访比重居高不下的压力,可以节约司法资源,维护法律权威和社会稳定。再次,赋予交通肇事赔偿更多的减刑幅度合乎刑事政策。交通肇事赔偿表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已大大降低,对其提高减刑幅度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区别对待的核心原则。由此可见,交通肇事赔偿行为既是对交通肇事行为社会危害性的修复,又是行为人人身危险性降低的体现,成为影响量刑的重要情节完全合乎情理。
二、与赔偿因素相关的法律规定
赔偿因素的法定性
我国刑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积极赔偿是在努力使犯罪的社会危害性降到最低限度,赔偿可以作为减轻犯罪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的因素纳入量刑情节。第四条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虑。”亦表明赔偿作为量刑情节具有正当性。新修订的正式确立了刑事和解制度,增设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表明赔偿在和解案件中已上升为法定情节。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二款规定,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发当事人可以和解。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刑事和解的方式包括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多种方式,而经济补偿方式因具有立竿见影、操作简便、后续工作少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现实案例中。
特定情形下赔偿因素的出罪功能
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因交通事故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 ;无能力赔偿数额在六十万元以上的,属于“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司法解释将财产损失数额限定为“无能力赔偿数额”据此,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的情况下,无论交通行为使公私财产遭受多么重大损失,只要行为人有足够的赔偿能力,都不可能成立交通肇事罪。这是以司法的非犯罪化来扭转立法的犯罪构成,以事后的赔偿强行改变既成的犯罪事实,导致定罪的不均衡。“例如甲的交通肇事行为造成财产损失31万,但他最多只能赔偿几千元,因而成立交通肇事罪;乙的交通肇事行为造成财产损失310万,但由于他具有赔偿能力,只要他已经赔偿的数额超过了280万,便不成立交通肇事罪。”就此规定而言,首开先例以经济上的不利益来免除因犯罪带来的刑罚,实现经济赔偿与刑罚的转换,而且赋予交通肇事损害赔偿审前履行的出罪功能,也由此表明赔偿的特殊法律效力。但是从赔偿的出罪功能当然地推定其量刑上的从轻功能,也仅具逻辑推论的意义,而非法律上的明确规定。
三、如何实现赔偿因素与刑事和解制度的接轨
刑事和解制度的重点不在于赔偿,而在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能够真诚悔罪,是否能够通过非刑罚处理方式达到特殊预防之目的。但不可否认,在实践中加害人的赔偿效果与被害人是否谅解存在着直接联系。因此有必要探索赔偿范围和数额、赔偿情节与量刑的对应关系,实现赔偿与刑事和解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