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故宫都是他捐的”……大收藏家张伯驹的金融善缘

陆机草隶书平复帖卷

解放后，曾有商人把一批书画带去台湾，因生意失败，抵押给外资银行的书画要被拍卖，其中正有三希帖之二的《中秋帖》和《伯远帖》。张伯驹救画救了几十年，听闻此事自然不会坐视不理，在他的呼吁下，周总理亲自批示，将国宝高价拍卖了回来。因此，张伯驹对新政府有了更多信任和支持。50年代起，张伯驹夫妇陆续把倾家荡产买来的珍贵收藏捐献给博物馆。1956年，正值政府发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政府号召人民踊跃购买，文化部亦开会动员文化人士购买公债，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据张恩岭所著《张伯驹传》记载：“参加会议的，除了几位文化部领导外，还有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会议由副部长郑振铎主持，不再谈买公债的意义，而是抓落实，因为数量可以反映态度。”“会议是座谈式的，没什么程序，先是部长沈雁冰带头，先自报5000元公债，接下来是副部长夏衍，自报了4000元，郑振铎副部长经济基础好一些，又是党外人士，报了8000元。接着，会场沉默了。”这番沉默不是因为不愿意、不支持，恰恰相反，张伯驹认为新政府可不像国民党，应该要重视、要热爱，可是此时的他与大家的期望不同，早已不是昔日能一掷千金的公子哥了。解放后，张伯驹已经以“个人无股票不能再任董事”为由，退出已完成公私合营的盐业银行，秦陇实业公司也捐归公有，几处北京的宅院先后出让、转卖给了北京大学、傅作义等，如他自己所说“只是一个穷教授”，加上当时实行的供给制，大家手头的现金都不多。张伯驹从动员大会回来后，与夫人潘素商议，新政府给了文化界人士极大的尊重和关照，理应支持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既然没有现金，那就捐物吧。

不久，张伯驹夫妇果然将陆机的《平复帖》、杜牧的《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蔡襄的《自书诗》、黄庭坚的《诸上座》等8幅国宝级书法名迹，无偿捐给了故宫博物院。这一善举在中国文化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文化部为此特意举行捐献仪式，并奖励三万元人民币，时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茅盾)签发褒奖状。张伯驹认为他是还珠于民，不是卖画，怎么能要钱呢。在郑振铎等人的解释、劝说下，张伯驹夫妇最终收下了这笔奖金。拿到了奖金，张伯驹便转手买成了公债。

张伯驹的一生，因家世显赫、身份特殊、天资过人，致使其经历颇为复杂坎坷，从盐业银行的挂名董事，到太平保险公司的承保对象，再到国家公债的认购者，几次身份转换不难看出社会环境的巨大变迁与他个人生活的极大变化。但张伯驹其人，始终固守本心，淡泊名利，他坚守着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与维护，虽时时用钱、花钱，却不曾为金钱所折腰，如黄永玉的评价“张先生一生喜爱人间美好事物，尝尽世上甜酸苦辣，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真大忍人也。”时人曾称他为“张大怪”，在金融界或精明、或实干、或中兴家业、或纨绔败家的诸多名人与后代中，张伯驹确是个异类了。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